归乡不知期，才是真正的乡愁。正是1979年元旦的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让我们这些台湾的游子看到了回家的曙光。

　　我1948年离家，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。两岸长期隔离，音信不通，更没有通邮的机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思乡之情与时俱进，愈来愈强，甚至到了白天不能进食，夜晚难以入眠的地步。

　　家书就是一剂医治思乡之痛的良方。自从我到了台湾，就给家里写信，虽然寄不出，但我还是要写，因为我害怕忘记。我把小时候的所有记忆都写出来，把家乡周边村落的地名都写上去，把家里人的出生日期、村上人的名字、家里的猫狗树木都写出来，我写了整整一大箱子的信。

　　《告台湾同胞书》播出时，两岸还没有解禁，尚在敌对状态之中。我和国外的同学正是通过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首次看到了大陆政策的重大变化，我们判断，海峡两岸形势有了缓解的迹象。于是我决定写一封真正可以寄出的家书。

　　1979年8月，趁去西班牙开会之机，我鼓起勇气，给家乡的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。我一提起笔，感情的潮水就决了堤，眼泪止不住哗哗哗地流。信根本写不下去。写字的手总是抖，放声大哭了几场，心情才得以平复。

　　信是写好了，写信封又犯难了。离开老家时，还没有邮编一说，我不知道老家的邮编是多少，更不知道这三十年来家乡的行政区划有没有变化。思量再三，我在收信人地址一栏写下了“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”这个地址。收信人写的是母亲宋书玉。为了避免给家乡的亲人带来麻烦，信中我没敢说出我所在的台湾地址。

　　在西班牙开会时，本想托大陆代表把信捎回去，可终究未能如愿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，是他代我从美国发出了这第一封家书。

　　1980年5月12日，我接到大姐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。这是我到台湾三十多年来接到的第一封家书。从信中得知，我的母亲已于1978年1月20日去世，奶奶和姥姥也都去世了。这让我感到无限的悲痛和哀伤。

　　姐姐在信上说：“母亲在去世之前，曾一再说道，希望在离世之前能够见到春生（高秉涵乳名）一面。她是睁着眼睛走的，她走时是不甘瞑目的，她虽睁着眼睛，但最后仍然没有机会看见她的爱儿春生的到来，她是在悲痛中走的，在遗憾中走的。”看到这些，我愈发伤心难过。母亲走了，她是带着牵挂走的，是在饮泪含悲中走的，留给我的是终生的愧疚和遗憾。我一直恨自己，为什么不早上几个月寄信给母亲呢，那样她就可以看到我的信了，也许她看到我的信，知道她的儿子还活着，她可能就会等着我，等着我回来。

　　接到大姐来信后，我就想，再也不能让晚了一步的事情在我们姐弟中重演。但是，海峡两岸依然处在冷冻时期，台湾当局不允许我们这些人回乡探亲，令我感到痛苦焦急不已。大姐住在广州，身体有病，出门远行有一定困难，但距香港最近。台湾当局允许公民出境到外国和港澳地区旅游。经过一段时间运作，并反复与大姐商议，我们约定在香港晤面。

　　1984年7月9日，在香港绿园大饭店酒店门口，我和我的大姐终于得以团聚。历经沧桑，当年的青春少女，如今已是残年的驼背老妇，我这个玩童也已年逾半百，两鬓斑白。

　　我们姐弟相拥而泣。我紧紧抓着大姐瘦弱的双手，心跳不断加速，泪如泉涌。三十多年的隔海相望，多少思乡念祖的苦痛涌上心头，伤悲和兴奋的心情交织在一起，多年闷藏在肚子里欲向家人倾诉的千言万语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大姐时而紧抓我的双手，时而抚摸我的脸庞，激动得泣不成声。

　　这个动人心魄的场面，也让绿园大饭店的几个服务人员泪流满面，止不住地低声哭泣。（高秉涵口述 孔立文整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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